ballbet贝博·艾弗森官网

从社日祭坛到人类共同体:社会是什么
栏目:体育动态 发布时间:2026-04-12 03:19:27

  从社日的祭坛烟火,到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构想,“社会”这一概念跨越数千年时光,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、从狭隘到广博的深刻蜕变。它最初只是古人祭祀土地神的临时性民俗集会,而后逐步发展为有章程、有分工的民间自治团体,再拓展为依托共同志趣联结的各类社团组织,最终升华为涵盖全体人类、跨越地域与种族的抽象共同体概念。这一漫长的概念演变历程,恰恰是人类协作圈层不断突破边界、自我认知持续迭代深化的生动缩影,更是人类文明从原始群居走向全球共生的核心脉络。要真正读懂社会的前世今生与未来走向,我们必须从“社”与“会”的文字本源出发,追溯其演变轨迹,剖析其内在实质,探寻其发展规律。

  “社”与“会”二字,最初均为指向具体动作或事物的实词,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抽象概念,其字义流变清晰勾勒出“社会”从具象到抽象的演进轨迹。甲骨文中的“社”,字形宛若土堆之前陈设着祭品,直观展现了上古先民祭祀土地神的场景,其本义便是土地神,或是专门用于祭祀土地神的祭坛、场所。在农耕文明起源阶段,土地是先民生存的根本,祭祀土地神的社日活动,是维系部落生存、祈求风调雨顺的核心仪式,由此“社”逐渐从祭祀对象、场所,引申为祭祀活动的组织单位,先秦时期的“里社”便是典型,以乡里为单位组织社祭,成为基层民众最早的集体活动形式。随着社会发展,“社”的含义进一步突破祭祀范畴,延伸为各类民间团体与组织,文人有诗社、酒社,民间有互助社、义社,组织属性成为“社”的核心内涵。金文中的“会”,字形如同器皿与盖子紧密合拢,本义是器物的闭合,由此引申出聚合、会合的动作意义,核心是“聚拢”。从单纯的物理聚合,逐步延伸为人与人之间的碰面、交往,即“会见”;再从零散的见面,发展为有目的、有组织的集体聚会,也就是“会议”;最终进一步虚化,衍生出理解、领悟的含义,如领会、会心、心领神会,完成了从具体动作到抽象思维的转变。当“社”与“会”二字结合,“社会”最初的含义极为明确:社日祭祀土地神时,民众自发聚集形成的临时性民俗集会,是特定时间、特定地点的群体性活动,也是上古时期国家礼制与民间风俗深度融合的载体。

  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上》记载:“辛卯,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,及村闾社会,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,报田祖,然后坐饮散之。”此处的“社会”,正是乡村百姓在社日举行的祭祀祈福集会,先祭拜神灵、感恩农事,再宴饮欢聚,是农耕时代基层民众最主要的集体活动,兼具宗教祭祀、民俗娱乐、邻里联结的多重功能,此时的“社会”尚未形成固定组织,仅为临时性的人群聚集。到了两宋时期,商品经济繁荣,城市发展兴盛,“社会”的含义迎来第一次关键蜕变,从单纯的民俗集会,向有组织、有规章、有分工的固定团体转变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东京城秋社盛况:“八月秋社……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,以致雇倩、祗应、白席、歌唱之人,归时各携花篮、果实、食物、社糕而散。”这里的“社会”,已不再是单纯的祭祀活动,而是由学堂先生牵头,提前筹集经费,雇佣专人负责流程、表演,形成了完整组织体系的综合性集会,祭祀之外,娱乐、社交功能占据主导,标志着“社会”开始具备固定组织的雏形。更具思想突破性的是,程颐首次将“社会”与制度规范绑定,朱熹、吕祖谦编纂的《近思录》辑录其言:“乡民为社会,为立科条,旌别善恶,使有劝有耻。”这一论述,将民间自发的集会,上升为有规章制度、能教化民众、维系基层秩序的自治组织,体现了宋代理学家“以礼化民、乡自治民”的治理思想,让“社会”首次具备了制度性与治理性内涵,完成了从“活动”到“组织”的关键跨越。

  南宋时期,城市经济空前发达,市民阶层崛起,“社会”进一步发展为各类志趣社团的总称,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。灌圃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详细记录了临安城的社团盛况:文士有西湖诗社,切磋诗文、以文会友;体育爱好者有蹴鞠打球社、川弩射弓社,切磋技艺;信佛民众有上天竺寺光明会,祈福修行;市井百姓有茶汤会、锦体社、八仙社、渔父习闲社等,涵盖饮食、纹身、休闲、演艺等诸多领域。这些社团以共同兴趣、职业、信仰为纽带,形成固定成员、固定活动、固定章程,彻底摆脱了祭祀的局限,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明代延续并深化了这一含义,冯梦龙《醒世恒言》中写道:“原来大张员外在日,起这个社会,朋友十人,近来死了一两人,不成社会。”这里明确指出,“社会”依赖成员的持续参与与稳定联结,有明确的成员边界、存续条件,一旦成员流失、组织涣散,“社会”便不复存在,进一步强化了其“固定团体”的属性。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古代始终未对“社会”给出系统性的抽象定义,其含义始终依托具体语境呈现,停留在民间团体、集会的具象层面。直到清末民初,西学东渐浪潮兴起,西方“society”概念传入中国,与本土“社会”一词相互融合,“社会”才正式成为涵盖全体民众、超越具体团体的抽象概念,指代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整体共同体。张亮采1911年出版的《中国风俗史》中提出:“自宋至明,有讲学诸儒,提倡实学。人知自励,尽洗五季之陋。仁人义士,清操直节,相望于数百年间。而负社会之责任者,不可胜数也。”此处的“社会”,已不再是具体社团,而是指超越朝廷、涵盖士大夫与民间全体民众的国家共同体,具备了现代“社会”概念的核心内涵,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的最终蜕变。

  厘清“社会”的概念流变,我们方能触及核心问题:社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?它绝非孤立个体的简单叠加,一群零散聚集的人只能称之为“人群”,而非“社会”;也不是土地、资源等物质载体的总和,其核心本质是人与人之间持续、稳定、相互作用的关系网络。马克思曾深刻指出:“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,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。”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社会的实质:社会是一张由无数人际纽带编织而成的关系之网,个体只是网上的节点,而非社会本身。这张关系之网,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两大核心使命:一是构建秩序,解决人类生存的底线问题,避免因无序争斗走向自我毁灭,由此衍生出道德规范、权力体系、法律制度、风俗习惯等秩序准则;二是深化协作,解决人类发展的进阶问题,通过分工合作、资源交换、互助共生,实现个体无法达成的生存与发展目标,由此催生了职业分工、商品交换、文化传承、技术创新等发展形态。纵观人类文明史,社会发展的历程,本质就是协作圈层不断扩大、秩序形式不断优化的过程:从原始部落的血缘协作,到城邦国家的地缘协作,再到民族国家的全民协作,直至如今全球化时代的跨地域协作,每一次圈层突破,都意味着人类关系网络的拓展,也意味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。

  那么,人类何时真正产生“社会”的自觉意识?人类群居生活的历史远超百万年,但“社会”概念的诞生,并非伴随群居生活出现,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,思维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后的产物。这一意识觉醒,需要满足三个核心条件:具备成熟的抽象思维与语言能力,能够从具体的祭祀集会、邻里交往中,抽象出涵盖所有人际关系的总称;能够清晰区分“自然”与“人为”,意识到人类共同构建的生活秩序,不同于弱肉强食的自然丛林,是自主建构的文明体系;形成超越血缘的组织纽带,地缘、职业、市场、信仰等非血缘关系,取代单纯的血缘亲情,成为维系群体的核心力量。这一意识觉醒的关键时期,正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“轴心时代”,对应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,此时“社”与“会”尚未完全结合为固定词汇,但先秦诸子对共同体、礼法、分工的深度探讨,已然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对“社会”本质的自觉认知。荀子在《王制》中提出:“人力不若牛,走不若马,而牛马为用,何也?曰:人能群,彼不能群也。”这里的“群”,并非简单的群居,而是有秩序、有分工、有协作的社会组织,荀子将这种组织能力,视为人区别于动物、能够征服自然的根本原因,精准抓住了社会的核心属性。在西方,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“人是城邦的动物”,明确指出人无法脱离城邦共同体而独立生存,只有在城邦的社会秩序中,人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与本性,完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。东西方先哲的思想不谋而合,共同印证了:“社会”概念的诞生,是人类进入成熟文明阶段、对自身共同体生活进行哲学反思的结果,是轴心时代文明觉醒的重要标志。

  深刻理解社会的关系本质与起源逻辑,我们必须直面一个关键命题:个体脱离社会,或是治理者无视社会有机体,会带来怎样的后果?这一问题,既关乎个体的生存与人性的完整,也关乎国家的治理与文明的存续。人从本质上是社会性存在,脱离社会,便意味着失去作为“完整的人”的根基。从生存层面来看,人类是所有生物中幼崽抚育周期最长的物种,婴儿完全依赖成人的照料才能存活,单独个体在原始自然中毫无生存能力;即便成年后主动选择离群索居,其生存所需的取火、农耕、辨识食物、建造居所等技能,均是社会世代积累的文明成果,没有社会的知识传承,个体即便能短暂生存,也难以长久维系。从心理层面来看,人的语言能力、逻辑思维、自我意识,均是在社会互动中逐步形成的。“自我”的认知,必须依托“他人”的参照才能建立,没有社会交往中的反馈与互动,人便无法形成清晰的自我认知。长期脱离社会,会导致语言能力退化、认知功能紊乱、情感感知麻木,甚至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与幻觉,这并非简单的性格孤僻,而是人性心理结构的崩塌。从精神意义层面来看,支撑人活下去的尊严、荣誉、爱、价值感、成就感等精神需求,均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。鲁滨逊流落荒岛,即便远离人群,仍通过记日记、读《圣经》维系与文明社会的精神联结,正是这种联结,让他没有沦为纯粹的生存动物。《论语》中孔子所言“鸟兽不可与同群,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”,道尽了人的社会性本质:人无法与鸟兽为伍,唯有在与人的交往中,才能实现人性的价值,脱离社会,便是背离人性本身。

  对于国家治理而言,若治理者只将民众视为人口数字、赋税来源、劳动力工具,只关注土地、财富、军事等物质层面,却无视由习俗、信任、舆论、民间组织构成的社会有机体及其文化脉络,必然会引发系统性的治理危机。首先,会导致治理彻底失灵。社会文化与民间自治力量,是国家秩序的天然根基,风俗、道德、宗族、行会、乡约等民间机制,无时无刻不在调节邻里矛盾、传递社会信息、化解民间冲突,其治理成本远低于国家行政力量,治理效果更贴合基层实际。若治理者完全依赖法律、军队等强制力量,摒弃社会自发的调节机制,便会陷入“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”的困境,法令越是繁琐严苛,社会漏洞反而越多,国家机器根本无法覆盖社会的每一个角落,最终导致秩序崩塌。其次,会造成社会原子化危机。当传统文化被割裂、民间组织被解散、人际信任被瓦解,社会便会沦为一盘散沙,每个个体都成为孤立的存在,直接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。这种状态看似便于管控,实则极度脆弱,社会原有的自我调节、互助自救、风险抵御功能完全丧失,一旦遭遇自然灾害、经济波动、外部冲击等危机,整个社会便会陷入混乱,毫无自我修复能力。再次,会扼杀文明发展活力。社会是创新与思想的土壤,诗社、书院、商帮、学会等民间社团,是思想碰撞、文化创新、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,民间的活力与创造力,是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。若社会被压抑,民众只能被动服从,失去主动参与的空间,思想会僵化、经济会停滞、文化会凋零,整个文明便会失去前进的动力。近代中国落后挨打,核心原因之一便是封建专制长期压抑基层社会活力,民间组织难以发展,新思想、新组织、新技术无法自发孕育,最终在全球化浪潮中陷入被动。

  中国古代典籍早已蕴含深刻的治理智慧,警示后人重视社会有机体。《尚书》所言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”,这里的“民”绝非抽象的人口数字,而是拥有自身社会组织、文化传统、生活习俗的鲜活群体;《礼记》提出“礼乐刑政,四达而不悖,则王道备矣”,将“礼乐”这一社会文化内核,与“刑政”这一国家治理手段并列,强调二者相辅相成、缺一不可,没有礼乐支撑,刑政会变得严酷暴虐,失去民心;没有刑政保障,礼乐会流于空洞形式,无法落地。《周易》“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”的理念,更是道出治理的最高境界:观察人间的社会文化脉络,顺应民心民俗,以文化教化天下,而非依靠强制力统治。社会文化不是国家可以随意舍弃的工具,而是社会有机体自然生长的核心脉络,无视社会文化,并非彰显治理权力的强大,反而暴露权力的短视与局限。真正的长治久安,从来不是压制社会、消灭社会,而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,让法律扎根于民间习俗,让权力服务于社会自发秩序,实现“政社共生”。

  从社日祭坛的民间集会,到现代社会的治理实践,再到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构建,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智慧,在当今时代依然具备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,同时也为全球社会发展与人类未来指明了方向。从国内治理层面来看,传统智慧为当代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。在基层治理领域,传统社会依靠宗族、乡绅、行会、乡约实现基层自治,成本低、效率高、贴合民心,这一理念启示我们:现代社会治理中,社会不是需要管控的负担,而是需要激活的核心资源。如今城乡社区自治、志愿者网络、公益社会组织、民间互助团体构成的“社会韧性”,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延伸,一个社会活力充沛、民间组织健全的国家,远比个体原子化、仅靠行政命令管控的国家,更具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。在经济转型层面,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,离不开社会文化与社会信任的支撑。现代市场经济并非孤立的交易行为,而是嵌入在社会信任、习俗规范、关系网络之中,契约精神、合作意愿、商业信誉,均源于健康的社会文化。当前中国正从传统“熟人社会”向现代“陌生人社会”转型,重建普遍的社会信任,培育契约精神,是降度易成本、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。在文化认同与精神凝聚层面,社会文化是民族精神的“毛细血管”。官方文化传播构建了民族文化的高度,而乡土习俗、社区节庆、民间艺术、邻里互助等社会文化,则赋予民族文化温度与生命力。当社会文化充满活力,民众对国家的认同,不再仅仅基于经济发展、政绩宣传,而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归属感、认同感与意义感,这种认同才是最稳固、最持久的。

  在国际层面,中国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传统智慧,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。西方政治思想长期秉持“国家与社会对立”的二元传统,从洛克、黑格尔到托克维尔、葛兰西,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的张力,始终是西方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,这种模式容易导致国家与社会相互制衡、内耗加剧。而中国文明传统中,国家与社会始终是共生互补、协同发展的关系,而非对立博弈,这种“强国家—强社会”的治理模式,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治理参考:既不过度依赖市场自由放任,也不完全由国家包办一切,而是激活社会自身的组织能力、自治能力、创新能力,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治的良性循环。同时,社会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来源,日本动漫、韩国流行音乐、印度瑜伽,均源于深厚的民间社会文化土壤,中国的传统节庆、饮食文化、民间工艺、社区互助精神,同样是极具国际吸引力的文化符号,能够跨越地域与种族,引发全球民众的情感共鸣,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。此外,中国在快速现代化、城市化进程中,通过非遗保护、社区营造、传统宗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等方式,延续社会文化脉络、维系社会联结,为众多面临传统社会瓦解、文化认同危机的发展中国家,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。

  展望未来,社会形态与社会文化将迎来全新变革,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,但核心本质始终围绕“人与人的关系”展开。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,正在催生全新的数字社会形态。人的社会身份将同时存在于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,社交、工作、消费、情感联结均可在虚拟社区中完成,数字社群打破地域限制,让跨地域、跨种族的联结成为可能。但与此同时,数字鸿沟、算法茧房、虚拟社交泛滥导致的真实人际关系疏离、社会信任缺失等问题,也成为亟待解决的挑战。而数字技术也能赋能社会文化传承,濒危方言、非遗技艺可通过线上社区得到保护与传承,能借助网络找到归属与支持,实现社会文化的创新性发展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,传统宗族、村落、单位等集体纽带逐渐松弛,但人的社会性本质不会改变,旧的社会联结瓦解,必然催生新的联结方式。未来社会将出现更多基于共同兴趣、价值观、生活方式的“新型社群”,如环保公益社群、育儿互助圈、数字游民社区、小众文化小组等,这些社群更加灵活、扁平、开放,依赖成员的自愿参与与情感投入,成为新时代社会联结的核心形式。全球化时代,不同文明、价值观在同一空间碰撞交融,社会文化面临“多元包容”与“价值共识”的平衡难题:过于强调多元,可能导致社会碎片化、秩序缺失;过于强调共识,又可能压抑少数群体的正当权利。中国传统“和而不同”的理念,为这一难题提供了破解思路,即在尊重差异、包容多元的前提下,寻求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,实现多元共生、和谐共处,既维护社会秩序,又保留文化活力。当下,气候变化、全球性疫情、经济危机、地缘冲突等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,历史反复证明,社会的抗风险韧性,从不取决于财富总量或军事力量,而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凝聚力、民间组织的自组织能力与普遍的社会信任。培养社会韧性,将成为未来各国社会政策的核心目标。从长时段历史来看,人类协作圈层始终在不断扩大,从部落到城邦,从城邦到国家,从国家到国际体系,下一个协作边界,必然是全球。一种超越国界、种族、文化的“全球社会意识”正在缓慢生长,人类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,彼此命运休戚与共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能够独善其身,人类命运共同体,正是这一意识的集中体现,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。

  无论技术如何迭代、制度如何变革,社会的核心始终是人与人的关系。技术只是工具,制度只是框架,信任、合作、共情、意义感,才是社会运转的核心动力。未来最理想的社会,绝非技术最发达、制度最严密的社会,而是能让每一个个体都找到归属感、参与感、尊严感,实现人与人和谐共生、人与社会协同发展的社会。《礼记》所言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,这一古老的理想,贯穿了从社日祭坛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漫长历程,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。从社日祭祀的小小祭坛,到涵盖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,社会的演变之路,是人类协作不断扩大、文明不断进步的历程,其核心使命始终未变:让每一个人在关系中找到归属,在协作中实现价值,在秩序中享有自由,这便是社会最本质的意义,也是人类文明永恒的追求。